此时天色已经昏黑，刘仁举详道利害关系，足足花了一个多时辰，周启第一次感到自己母亲的手腕与城府是如此的利害。

“阁下一席话，令孤茅塞顿开，只是此法若要推行，怕是不易吧，户部、吏部岂能赞同。”

“殿下，此事说简单也简单，说容易也容易。”

“哦，此话怎讲？”

“首先，勋贵为祸地方已非疥癣之疾，而是毒瘤深入骨髓，地方百姓深受其害苦不堪言，朝廷惩治难以收效，眼下急待新举加以约束。故而即便户部、吏部不同意，这人心所向，众怒所至，也不由户部、吏部不同意。

其二，这罚没的欠款若是进了户部、吏部的口袋，而非陛下的内司府，户部、吏部会作何想。

其三，作奸犯科勋贵之中，地方勋贵占了多数，真正的皇亲国戚却不多，故而存有妥协余地。

最后，但凡是人，总有侥幸之心，总想着此番受罚得过且过，下次收敛一些也就是了，但作奸犯科之人岂能收敛，若真能收敛，也不枉陛下一番苦心，还落得个好人。”

要说刘仁举看的很是清楚，要推行罚款制度，最大的问题还是户部和吏部，因为两部的背后本质上是权贵在撑腰。

纵然刑部订立新法，但户部、吏部不同意也没用。

这就好比美国司法部提议提高富人税，议案要过参众两院，但肯定通不过，因为美国参众两院议员的背后都是资本大鳄与财主老爷，他们能让政府多收自己的税？显然是不能的。

但中国的封建皇权毕竟是家天下，皇帝的核心裙带关系与顶层勋贵利益集团是掌控权利的最高阶层，户部、吏部的背后，大多是他们，至于地方上的小权贵派系，又依附于核心皇权裙带关系与顶层权贵，最终形成金字塔形网络。

由于权力与政治辐射的关系，顶层权贵集团的做派与地方权贵和依附关系的做派是不一样的。

要顶层权贵去光天化日之下欺男霸女杀伤抢掠，其带来的政治冲击直接与皇帝有关，皇帝在护短，这种面子上的打脸如何也不能容忍。

同时核心皇权裙带关系，都是舅舅外甥，兄弟堂兄弟的近亲，外甥做皇帝，舅舅去堂而皇之的动用武力欺男霸女，这就太难堪了，而且太l，太低级。

都到国舅这个地位的人，还屑于使用这么低级的手段？至少也得是用“淫威”去逼迫，用暗杀去解决，用金钱去收买，用暗示、用鹰犬、用恶仆去办，怎么也不应该亲自出马，否则也就太低级了。

而且天高皇帝近，遇上权威皇帝和强势开明皇帝，这些个身处权力核心的个人更不会冠冕堂皇的危害地方，因为他们不这么做，也有人投其所好替他们去办，犯不着。

当然，也不绝对，也有混账核心权贵仗势欺人，不拎不清形势。此外再就是皇帝太弱，镇不住。如董卓之流，那是真的明火执仗，连皇帝后宫都敢笑纳，那就是两说了。

所以户部、吏部的背后实际是核心权贵，但地方上，多数是远近关系已经疏远的权贵，但无不是相互有裙带关系，一层一层的攀附和结好，形成的网络。而这些网络，最终又依附于京城的核心权贵。

而这些核心权贵纵然与之有关联，但不可能照应方方面面，尤其是金字塔顶端和金字塔低端，距离太远，总有些个不热乎，不贴心，无关痛痒，甚至接近法定丧失爵位的一些个人。

因此只要罚款的范围被控制在底层权贵，与户部、吏部利害关系不大的这帮子人，同时好处又能进户部、吏部的口袋，两部仍然会同意。

而且眼下内忧外患，地方勋贵还作死，地方上逼朝廷解决，皇帝逼朝廷解决，户部、吏部总得做一些妥协。

刘仁举断定，在朝中反对意见不大，同时对户部、吏部危害不大的情况下，以罚款惩戒勋贵多半能通过。

但周启思索之下却是又说：

“此举仅能约束地方勋贵，还需得时日，并无法完全根治。更何况京中大贵。”

周启口中的京中“大贵”没有其他，只有安国公这位巨婴。周启的意思很清楚，罚款只能罚那些等级不高，关系不密切的地方权贵，诸如安国公这种权贵，甭说罚款，其实朝廷连屁都不敢放，所以罚款措施不能对所有权贵普遍约束。

如果不能普遍约束安国公这号人，那这个问题就得留到周启登基上台，就眼下的国情，他登基后不会比现在更好。

这时刘仁举收起金戋寺典章，不无感慨说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