按照当时康大功的影响，只要他和李支书说上一声斗苏老二的事儿，就完全能够把苏老二从大塔联校弄出去。但他没有那样做，他想到，弄他出去是容易，苏老二可以不在大塔联校，但他是会去另外一个村子里的学校去教学的，那样子不是明摆着的：“此的不养我，自有养我处”的难堪局面吗？何必呢？

再说了，那个苏老二到学校里就教的毕业班的课，并且交的还不赖，是一个出大力，挑大梁的角色，硬是强势着叫他出去，以后会落很多的不是另外，这件事通过李支书这样做，他是不是巴不得呢？朦朦胧胧中，还有点自己欠了他的人情的意思。

几十年来，康大功似乎就没有经过这样搅扯的事儿，要说说不出口，要喊喊不出声。他几次到“黑眼沟”的沟底或者是“金岭”的山顶上想吆喝吆喝，发泄发泄内心的积郁，让心里轻松一点。当他真的下到了沟底，上到了山顶，他总不敢张嘴发声。那个时候，他看得很清楚，他的面前和头顶上站着很多的人，都是苏家屯村的。他们都在瞪着眼看自己，好像是在问他：“你想要干什么”？又好像是在鼓励他：“你吆喝呗，吆喝吆喝都会好受一点了”。

那个时候，他痛心疾首，便又默默地拐了回来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一天晚上薛老喜来家里串门，无意中说是康素贞也回来教学了，是村西头那个李家的孩子李志栓牵头安排的。

一种无名之火又升腾了起来，尽管刚刚断绝了父女关系，但这件事情的出现直接违背了他“眼不见心不烦”的生活原则，一种逃也逃不脱的委屈油然而生。

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

正当他寻找“下驴”的台阶的时候，机会终于来了。那天，李支书派人到苏家屯，通知他，说是苏老二在乡政府对门的食堂里把教办的人打残了，要往县里的拘留所里送，让他去派出所里确认苏老二的身份，还要完善什么手续。

他带着薛老喜一同到了派出所里，看见苏老二被拷在那棵大桐树上，当时他俩的心情是一样的，都有一种无法说出口的激动。

到了派出所的办公室，又看见校长坐在一边和那个所长说话，看样子是在叙述苏老二打人事情的经过。

康大功和薛老喜就坐在一边听着，那校长把事情的经过说完了就走了出去。这个时候，康大功给薛老喜示了一个眼神，让他走到前面去。

原来，派出所是让户口所在地的领导来给苏老二下评语的，有一点在处理事件的过程中参考的意思。

康大功立刻意识到，这件事应该是李支书来的，这回他又是让自己替他来了，难道李支书会掐会算？他能掐算出来自己和薛老喜巴不得来做这件事情吗？

想不了那么多了，他又递给薛老喜一个颜色，让他说话。

薛老喜咽了一口唾沫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这个孩子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家庭”，说到这里薛老喜立刻停了一下，他又说：“要说，这个年代都不兴提这些了”。

那个所长连忙说：“该提了还是要提的，国家又不是不叫提”。

“这孩子是个不安分分子，不大儿一点儿都会制造动乱，搞投机倒把，不服管教，有暴力的倾向性，他”。

薛老喜停了下来，一会儿，他又说：“他还”。

“他还弄过啥”？那所长催他快说。

薛老喜是想说苏老二还搞男女关系的，但康大功站在一边，这句话他始终不敢说出口。

“他还目无领导”，薛老喜一直往下说开去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我们都知道了，叫你们来就是先对这个人了解一个大概”，那所长见薛老喜从开始到现在一直说的都是一个意思，就中途打断了他。

康大功心里想着，有苏老二这样的犯罪事实，又有薛老喜代表组织给他下的定语，无论如何，苏老二这一回也是吃不了要兜着走的，要彻底解决他康大功心头的那一件大事，也许这件事就是开了一个好头。

谁知道？让康大公想不到的是，苏老二竟无事一身轻的又回到了大塔联校教学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