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继岌亲自审问他道:“你身居大镇,手握重兵,为什么不出兵抵抗?”王承休惶恐地答道:“畏惧大王您的神武!”李继岌说道:“既然如此,那你为什么不早早投降?”王承休又答道:“王师不曾进入到我的辖区。”
李继岌不想留他性命,又提出了一个带着陷阱的问题道:“你带着多少人进入羌人地区?”王承休回答道:“一万二千人。”李继岌又问道:“现在回来的还有多少人?”王承休答道:“二千人。”李继岌道:“既然如此,现在该轮到你为那一万人偿命了!”
王宗弼民愤极大,王承休也非无辜。在短短的几天内,后唐连斩两位重量级降臣,这让王衍宗族以及为数众多的前蜀官员们心中忐忑不安:李继岌和郭崇韬会不会兑现之前在檄文中的诺言?现在看来已不能让人放心了。
一个月之后,李存勖派了一个名叫向延嗣的宦官担任使臣,来到成都,传达他的诏书。在给前蜀降人的诏书中,李存勖宣布:前蜀四品及以上的文武官员,各降一级,等待重新安排职务。五品及以下的官员,除了有特殊才能,或门第高者外,即刻免职,遣散回家。率先投降有功者,予以奖励。至于具体操作,由郭崇韬全权负责。
李存勖又专门给王衍下了一道诏书,里面信誓旦旦地说道:“你尽管放心入朝,当享受裂土分封的待遇,我是绝对不会乘人之危、落井下石的。天上的日月星辰可以作证,我没有一个字骗你!”被软禁多日的王衍,捧着李存勖的诏书喜极而泣道:“我总算还可以当安乐公。”
向延嗣带来的诏书不只是针对前蜀降人,还有一道更重要的命令,是给郭崇韬的:既然前蜀已亡,战争结束,那么郭崇韬应该率伐蜀大军班师回朝。特别是要将在前蜀缴获的财物清点上报,尽快送到洛阳来!
李存勖对钱财如此看重,也是事出有因。后唐经过同光三年上半年的旱灾,和下半年的水灾,中原各州县严重减产,有的地方甚至绝收!这样一来,国库的农业税,很难足额征收。即使有孔谦这样的一流租庸使,也无法改变困境。
不久后,很多地方发生了严重饥荒。大量的贫苦农夫为了求生和躲避租税,背井离乡,踏上艰难的逃荒之路。在这种情况下,本应减免税赋,赈济灾民。奈何前两年的大量财富,都进了李存勖及其身边人的私囊,没成为国库的储备。于是灾情一起,国库便支出不减,很快耗尽。洛阳因为聚集了太多的人口,情况尤其严重,连驻军的军饷都发不出,更没有余力去管难民了。
孔谦只好天天跑到城外上东门码头,等待各州开来的粮船,每到一船就立即卸货发放,减去所有中间环节。但即使如此,大量的军人家庭还是揭不开锅。很多军人被迫靠典当妻子,卖儿卖女来渡过难关。那些因年纪大而卖不出去的军人家属,则成群结队到郊外采挖野菜,很多人因饥寒死在道上。
吃不饱、穿不暖的军队当然会人心不稳,李存勖看在眼里,也很担忧,数次召集大臣们商议应对财政危机的办法。
吏部尚书李琪认为应该先保民,后保军,他上疏说道:“上古三代盛世时,都是量入为出。先确定有多少收入,再决定养多少兵,所以即使遇上水旱灾情,也不会有发不出饷的情况。而近代以来,不管年景丰欠,都是向农民征重税来养兵,动不动就财用不足。我认为,从来就不会有农家富足而军人贫穷,或者农家贫穷而军人富足的情况。让农家过上好日子,才是解决军饷问题的治本之策。现在要直接削减农业税固然有困难,至少也应该取消那些加重农民负担的苛政,让民众喘一口气,稍得休息,一切才会慢慢好起来。”
李琪说的,只是一段冠冕堂皇、但毫无可操作性的废话。李存勖自己想了一个比较有限,但至少可从马上见效的办法:让后唐朝廷暂时离开洛阳,搬到灾情相对轻一些,同时水道航运也更便利的汴梁去。不过马上有谏官提出反对意见:“与其到处搬家,不如厉行节俭,勒勒裤腰带也就熬过去了。现在杨家的吴国还割据南方,是我们的潜在大敌。不能将我们财用匮乏,军粮不足的弱点暴露给他们知道。”
李存勖听了,觉得有理,于是这个方案作罢。那就先让士兵、百姓们忍一忍吧,反正再怎么困难,也不用皇帝亲自去勒裤腰带。实际上即使在财政最困难时,也没让李存勖收敛他已经养成习惯的大手大脚。他还是时常带着皇后嫔妃、侍卫亲军,组成一队庞大豪华的队伍,出城游玩狩猎。皇家猎队所过之处,向民间强征粮物。如此一来,民间对大唐皇帝的怨愤之情更加高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