话说得再怎么委婉,众人也清楚,李从珂与石敬瑭,就是那种“得加钱”的“好兄弟”。端明殿学士李崧退下后,找到自己的同事吕琦,咨询道:“我们深受皇上的大恩,现在石敬瑭谋反在即,我们岂能如路人一般袖手旁观?你比我聪明,可有什么好办法?”
吕琦道:“我想过,河东如果要谋反的话,他们现有的实力不足,必然会联络契丹作为外援。我听说契丹的述律太后是不赞同南侵的,自李赞华投奔我国以来,多次派人来请求和亲,之所以和议一直没有达成,是因为我们还扣压着他们的将领,就是定州之战中被俘虏的涅里衮、查剌等人。而今,如果把契丹将领放回去,再每年送他们十几万贯的礼金,契丹一定愿意与我们和好,缔结盟约。这样的话,石敬瑭就算想谋反,也拉不到外援,必然孤掌难鸣。”
李崧大喜道:“我的想法正好和你一样,只是这个计划需要不少钱,那些归三司管,我们应该再征求一下张相的意见。”张相就是身兼判三司的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张延朗。张延朗原为后梁的郓州粮料使,李嗣源奇袭郓州后,欣赏他在理财方面的才华,便
将他收为幕僚,后逐步高升,直至宰相,是个长期从事财政工作的技术官僚。
张延朗这些日子正为契丹新一拨南侵开始后,石敬瑭、赵德钧等人请领的军费开支深感头痛。听到李崧、吕琦的计划,张延朗非常欣喜,表示:“如果你们的计划成功,与契丹和解停战,那不但可以牵制河东,现在高昂的边防开支,也可以削减十分之九!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,只要皇上同意,所需钱粮的事包在老夫身上!”
得到张延朗的保证后,李崧、吕琦密报李从珂,李从珂也觉得这个办法不错,便命二人起草给契丹的国书。次日晚上,轮到另一个枢密直学士薛文遇当值。李从珂就将李崧、吕琦的主意告诉他,征求他的看法。
薛文遇是李从珂在凤翔起兵时,最早响应他的陇州防御使相里金派来联络的判官,之后便留在李从珂身边充当谋士。若论与李从珂以往的交情,薛文遇与李崧、吕琦相比都是晚辈。但薛文遇想挤走两位前辈,以便自己往上爬,于是他在听过两位前辈的计划后,当即表示强烈反对!
薛文遇道:“陛下以堂堂天子之尊,却屈身去讨好蛮夷,难道不觉得羞耻吗?而且胡人都是贪得无厌的,如果他们借口和好,请求迎娶公主,我们如何拒绝?以前汉成帝送昭君出塞,不但自己追悔莫及,而且,陛下知道后人怎么看待此事吗?”
接着,薛文遇声情并茂地背诵了一首名为和蕃的唐诗:汉家青史上,计拙是和亲。社稷依明主,安危托妇人!岂能将玉貌,便拟静胡尘。地下千年骨,谁为辅佐臣?他然后指出,汉朝与匈奴和亲,留给后世的,都是奇耻大辱!是辅臣失职!陛下难道能效法他们吗?
李从珂只是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一介武夫,又不能准确判断局势的缺点暴露无遗,当即说道:“哎呀,要不是有爱卿提醒,我几乎犯了大错!”
第二天一早,李从珂紧急召见了李崧、吕琦,辟头盖脸就是一顿怒斥:“你们是通晓古今的文化人,难道不该辅佐君王创建太平之世?为什么给朕出那些蠢主意!朕只有一个年幼的女儿,身上的奶味都还没退,你们就想把她抛弃到大漠之外?还有,将国家用来恩养将士的钱,拿去讨好胡人,你们安得什么心!”
他一上来便是诛心之论,身为人臣,李崧、吕琦除连连叩头认错了,别无办法。好在李从珂还记得当年吕琦为营救自己出的力,命赐给两人两杯酒之后,不再论罪。但两人提出的伐交之策也就此作废,再没人敢提。
此时,在河东的石敬瑭虽然一直在努力扩军备叛,但究竟要不要发动叛乱,他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。虽然李从珂想对自己下手,已是不争的事实,但想干的事,不代表必然去干,就像自己也想造反当皇帝,但却迟迟下不定决心一样。毕竟双方都有让对方付出难以承受的惨痛代价。举大事有可能成功,更有可能失败!那么为规避风险,相互妥协,互不侵犯对方的利益底线,应该也是可以接受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