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回讲到明朝的外贸政及因果：“货币白银化”与输入型通胀引起金融危机导致明朝因财枯竭机而亡。

按理来说，一个地区、国家或王朝应该会在大规模对外贸易中获利而富强才对，但明朝的情况却并非如此，原因就是“土木堡之变”与“宋明理学”兴起，让明朝百姓、官僚乃至藩属国都对朝廷的能力产生怀疑。

于是，在明朝国力直线下滑之后，北方边患、倭寇侵扰和朋党之争继续消耗着明朝的国力，让明朝中后期即便重新开放“海禁”，但得大利的并非中央朝廷，而是以“买办”、“通事”、为主的地方“官僚资本”，其次就是“名人”等民间资本。于是，在朝廷财政入不敷出时，地方官勾结朝中大臣官官相护，让朝政停摆。

不过，那只是发生在其它平行时空的事情，在这一时空，由于有了催木匠一家的干预，影响了“天道轮回”，故也导致了历史的车轮正沿着不同的方向行驶，尤其是有了海量金银财宝注入国库后，明朝变天了。

眼瞅着就要过年了，而原本被“天灾”夷为平地的明朝北京城业在“仙家”不计成本的投入下，硬生生用金钱堆成了原样，也就是说不到小半年时间，明朝便通过海量金钱来调配全国之力，把帝都北京重建一遍！

当然了，这其中也少不了“仙家”们从中出力，比如运送建筑材料和粮草、军械等重要物资，毕竟“仙家”们都能飞天遁地甚至日行万里，偶尔做些跑腿的事不禁不觉得麻烦，反而觉得好玩，尤其是催家姐妹们。

于是，在腊月下旬某天清晨，崇祯帝便携周皇后开始去上早朝，身后还跟随着另外八位嫔妃，地点依旧在修缮后的“乾清宫”。而朝臣们经过“天启大爆炸”筛选过后也焕然一新，除了边关武将不变，其他皆变。

这时，六部尚书也大多换人了，因为之前那些老家伙们要么被“高空抛物”砸死砸伤，要么因惊吓过度而一命呜呼，或者因心力交瘁而告老还乡。这时，户部尚书换成了倪元璐 ，刑部尚书换成了徐石麒 ，兵部尚书换成了张国维 ，吏部尚书换成了郑三俊、周延儒和林汝翥，礼部尚书则仍是徐光启 ，工部尚书待定。

当然了，由于兵部尚书多为“兼职”，目前由王洽和陈新甲共同主持兵部事务，而守边诸将官位不变。这些将领主要有袁崇焕、曹文诏、孙承宗、卢象升、孙传庭、祖大寿等人。不过，这些将领若未接到皇帝的命令，是不能私自离开前线的，否则便会被厂卫特务机关以“大不敬之罪”逮捕下狱，后再被“言官”弹劾。

“皇——上——驾——到！”随着司礼监王公公一声公鸭嗓般尖叫，崇祯帝与周皇后即八位嫔妃们乘坐龙凤玉辇和轺车姗姗来迟。不过，此处的皇帝、皇后与嫔妃们并非真身降临，而是其各自的“寄魂分身”。

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”——“众卿平身！”、“咯咯，众位爱卿，都快起来吧。”

“谢皇上、娘娘！”满朝文武大臣山呼海啸地跪拜过后，便纷纷站直身来，心想这皇帝老子不知怎么回事？自从册封了“国师”之后没多久，这皇帝老子就总喜欢待着女人上朝？若光是与皇后同坐也无可厚非，只是将所有后妃们一股脑儿地往朝堂上搬，显然有些不像话，毕竟朝堂乃议论朝政之所在，并非后宫呀？

“诸位爱卿，有何事可直接上奏，朕洗耳恭听！”崇祯帝朱由检环顾大殿，见文武大臣各依班秩站成排列，不禁哈哈大笑道：“如今的朝堂可比‘天灾’降临前活泛多了，毕竟少了些老面孔，也多了些新面孔呢。”

“启禀皇上，臣有本上奏！”户部尚书倪元璐手持朝芴跨步出列，躬身施礼道：“微臣自从出任‘户部尚书’以来，遍查户部所藏天下名册，目前有约有2345万户，丁口约五千万人，只算成年男子，不算鳏、寡、妇、孺。若免去百姓‘人丁税’，也就等于免去“三响”，则今岁朝廷必将少收2000万两银子，国库巨亏啊！”

由于欧洲大航海时代已开启了百余年，且欧洲殖民者从美洲带来的玉米苞谷、番薯/洋芋马铃薯、番茄西红柿等高产作物，再加上陈姓华商父子从菲律宾带回的甘薯地瓜，让百姓少挨饿。

于是，后世一些学者根据历史年鉴推算，认为明代户口峰值出现在明朝晚明，但对于具体时间与人口数，不同学者有不同说法，因为随着外来高产耐寒和耐寒农作物被朝廷大力推广，让不少百姓家吃饱饭。

因此，易中天认为明末人口有六千余万 ；赵文林、谢淑君认为明朝于西元1626年达到人口峰值，实际人口大约一亿人左右；王育民认为万历年间的明朝人口达到峰值，实际人口在1.3亿人至1.5亿人之间；

何炳棣认为明朝在西元1600年实际人口达1.5亿 ；葛剑雄认为西元1600年时，明朝约有1.97亿人，并推测1655年明清之际时，因改朝换代引发的各种灾祸，出现人口谷底约为1.2亿人；

曹树基认为西元1630年左右，明朝达到了人口峰值，实际人口大约有1.9251亿人，而西元1644年的实际人口约有1.5247亿人；而西方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·麦迪森则认为西元1600年明朝实际人口约有1.6亿；

但世界史学界认为大约在1.2亿，因为明官方统计表统计不了被士绅瞒报的人口，而明朝百姓为了躲避“人头税”，就主动依附于士绅便可以不纳税于国家，所以人口与官方统计有很大差异，况且还只算男人。

明朝崇祯年间国库空虚，财力捉襟见肘，但内外忧患不断，因此不得已才加征赋税，以应对时局。明末最为著名的赋税加派即“三饷”，分别为“辽饷”、“剿饷”和“练饷”，具体何意？可从名目中便窥得一二了。

“辽饷”自然是为应付辽东战事所加派的，始于明朝万历年间，每亩土地加派土地税“九厘”；“剿饷”则是为了完成剿灭农民起义而加派；“练饷”则是为了练兵而加派，除“辽饷”外，其他两“饷”均在崇祯年间设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