傻柱和许大茂出来之后，很是安稳了一阵子。

傻柱又回到了原点，每天从食堂带菜给秦淮茹，之后就躲在家里喝酒。

许大茂则是去了乡下，躲避娄晓娥的言语轰炸。

娄晓娥这段时间正和其冷战，要不是娄振华阻挡，说不准两人已经离婚了。

……

时间悄悄进入了1966年，也是最让张志飞紧张和担心害怕的，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随之出现。

1966年夏5月25日，燕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聂元梓及宋一秀等7人，在康生的授意和策划下，在燕京大学大饭厅外公开贴出一张大字报，攻击燕大校党委和燕京市委。

这就是那张臭名昭着的“文革”时期的“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”。大字报一经贴出，燕京震动了，给校领导提意见及各种形式的造反，立即像狂风一样吹遍了燕京的各大中学校。

之后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成立，四人帮也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。（上述三段引用总理传记）

鉴于各大中学校的混乱，燕京市委根据中央指示派驻工作组，意图指导控制混乱的教学秩序，但背后有造反派的推动，局面反而越来越混乱。

红星轧钢厂也受到了这种环境的影响，白志斌得到背后之人的支持，成立了红星轧钢厂文革工作小组，亲自担任组长。

组内成员大多为平常在工厂偷奸耍滑、惹是生非的那批人。

红星轧钢厂文革小组迅速吸收了上百名成员，这些人腰上扎着武装带，戴着红袖章，开始在轧钢厂胡作非为。

红星轧钢厂的斗争逐渐升温，如暴风雨一样逐步进入到高潮，张志飞吩咐弟弟妹妹和小姨子，要求几人除非必要，不要上街，更不要单独行动。

7月的一天，红星轧钢厂广场上，挂着一块红布，上面写着“文化大革命万岁，毛主席万岁!”

红布下面摆着一张张桌椅，白志斌等人坐在其中，现场由文革小组维持治安，保卫处靠别站着。

“红星轧钢厂反对修正主义、走资派大会现在开始，现在押送修正分子、走资派付伟、刘智、刘恒等人上台接受批斗。”

听到白志斌的命令之后，十多名戴着红袖章的文革小组成员，把五花大绑的轧钢厂书记付伟、副厂长刘智、刘恒等人押到主席台前。

几人胸前挂着一块纸牌，写着“反革命分子”、“修正派”、“走资派”等字眼，文革小组成员用手按照几人的脑袋，让他们低下头颅，然后用脚在小腿上狠踢，让几人跪下接受批斗。

这简直是非人的折磨，比旧社会都狠，甭管有没有罪，只要文革小组成员认为谁有罪，就可以肆意污蔑。

几人被迫跪下之后，接着在文革小组的带领下，其他工人也跟着起哄，响起了一阵狂热的口号：“文化大革命万岁，打倒走资派！”

“打倒付伟、保卫轧钢厂！”

“让走资派交待自己的罪行。”白志斌制止了躁动的人群，对着付伟等人喊道。

“我是冤枉的！我没有反对人民、反对无产阶级，我去苏联学习技术，是为了回国报效祖国。同志们，我是冤枉的呀！”付伟声泪俱下的哭喊道。

“白厂长，我没有反对党，也没有反对国家，我的心是红的不是白得。白厂长我求求您了，帮我说句公道话，我真不是反革命分子。”刘恒副厂长激动的说道，眼泪鼻涕都下来了。

“同志们，我向来老实本分，从未有过反对过党的言行的举动，我真是被冤枉的。”

……

甭管几人怎么喊冤，白志斌等人根本不予接受，对几人进行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。

张志飞在人群中看着这一切，心中格外的难受，他知道这种局面将会持续10年，台上的几人他都熟悉，没有任何一人说是走资派。

付伟这人是爱权，但他的能力还行，在他担任轧钢厂党委书记这一年来，红星轧钢厂总体上的发展还算不错。